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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创新路在何方

      2022-12-31    作者:admin  阅读:21次  【打印此页】

        从科研仪器到实验室耗材,从汽车到手机,从医疗器械到婴幼儿奶粉“洋品牌”已经渗透到中国的每个角落,而本土品牌大都被人们遗忘或者拒绝。

        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正用昂贵的代价换取国外企业的产品和技术,创新短板令人扼腕。作为国家经济竞争力载体的企业,其技术创新能力的强弱直接关系到一国经济的盛衰。如何增强本土企业的创新和竞争能力,政府和企业都在寻找最佳答案。

        在7月6~7日召开的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达到2020年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成为大会的焦点。

        “在中国的环境下,区分创新的类型和阶段十分重要,”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教授谢伟表示,“我们把采用性创新以及对外部技术的微调视为模仿活动。相反,我们把企业发展技术、资源和能力的内部努力(或单独或通过合作)称为创新活动。两种活动需要的心态、行为、组织能力是根本不同的,因此从模仿到创新的挑战不可忽略。”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由于技术上相对落后,为了实现工业化,只能选择建立起一套“引进、微调”的发展模式。

        1949年10月1日起,为了挽救国家落后的工业生产和混乱的经济,政府把重点放在包括钢铁、石油化工、汽车机械制造及军事装备工业等方面,技术上通常依赖苏联,通过“交钥匙工程”的形式引进整个生产系统。

        到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大量苏联专家被召回国,在苏联学习培训的工程师、学生也回国。此时,对苏联的技术依赖弊端立即暴露出来。后来,这一事件被中国领导阶层引为重大教训:过于依赖国外的技术(即使是主义联盟)只会使中国处于一种极其不利的地位。

        在这期间,认识到中国不可能只依赖自身发展所有技术的实用主义者认为,如果中国有多种技术来源,将不会处于不利地位。受这一思路的影响,中国开始从许多发达国家引进先进设备和技术。从1971年到1978年,中国进口了30亿美元的设备,大部分集中在石油化工、钢铁、煤炭和电力工业。

        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政府内的技术治国论者开始意识到,中国技术学习的速度、能力和有效性,不足以让中国实现其发展目标。

        随着“文化大”结束和领导地位的确立,中国开始一系列的制度和政策变革以改变原有的技术学习系统。这种变化首先体现在战略重点上,即从提高重工业的生产力转变到实现农业、科学技术、工业和军事的现代化(即“四个现代化”)。

        在中国的发展是否依赖国外技术源的问题上,采取了实用的政策,从以往的自力更生转变为改革开放的政策,从而打开了更多获取外部技术的渠道。

        这一阶段,政府开始要求从发达国家购买设备时必须签订技术转让协议,而来自外国政府和国外金融机构的是购买技术的主要资金来源。

        从1992年开始,外商直接投资(FDI)开始超过国外,并成为技术学习的主要渠道。FDI不仅为技术流入中国提供了渠道,而且对于中国的轻工业,如纺织、服装、食品、包装、家用电器等领域的发展起到了意外的推动作用,而中国政府也要求跨国公司向中国转移增值活动。

        然而由于本土企业制造技术难以达到跨国公司的要求,使得增值活动受阻,促使中国政策制定者和企业管理人员认识到,先进的制造工艺和管理系统是质量和价格竞争的关键,于是开始提升产业标准和质量体系。

        2001年中国加入WTO表明了中国政府目标战略的一个重大发展,即希望更多的企业参与到全球市场中去,鼓励企业从模仿为基础的战略向创新为基础的战略转移。

        虽然政府意识到企业创新是推动经济发展、增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但由于历史上长期的“技术引进”策略,使得中国企业陷入了“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怪圈,企业缺乏原始创新能力,难以在全球企业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

        基于此,本应该承担基础研究、人才教育的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主动或者被动地承担起“技术创新”的重任。美国哈森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韩健指出:“(研究院所)高校不能是(技术)创新的领头羊,因为学院派的科学家更关心的是论文、晋升和项目经费。创新需要的是对市场和对客户需求的了解。”

        承担本应该属于企业的“技术创新”职能,也挤压了科研机构和高校基础性研究的科研经费。中国农业大学科学技术处高茹英等在《我国科研经费投入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中指出:2001年到2005年期间,我国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实验发展三者的经费投入比例为1:3:13,大量的经费被用于实验开发阶段,实验发展经费挤占了本应该支持基础研究的经费。

        她进一步指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基础研究成果一般为“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其外部性明显,且研究周期长,经济效益往往不明显,主要依靠政府财政投入实现(政府本身投入不足),社会投资进入基础研究领域相对较少;作为处于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新兴工业化国家,自身产业成长和国外产业进入带动新技术向我国转移,使得有限的资金较多地集中于实验发展研究,而企业资本供给紧张,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势头,凸显了基础研究和实验发展研究两者之间经费总量配置的矛盾。

        在科研机构抱怨企业不具有创新能力,不能与本土企业有效合作,促进成果转化的同时,一些民企也因为难以留住真正的创新人才、技术创新底蕴不足、资金短缺而难当“创新主体”重任。国内中小型民营企业不能与科研机构和高校有效协作,转化科研成果,反而是跨国公司的敏锐嗅觉抢得先机。

        有数据表明,中国企业500强中,国有企业数目为316家,占据总资产的90.4%,大多集中在金融、地产、通信、能源领域,在申请专利方面,国企申请专利数目比例为35%,技术创新只占25%。

        有业内人士一针见血地指出,大多数国企掌握着国民经济的基础资源,资金充裕,但过分强调研发不适合国情,一味走短平快的道路,用国外过期的专利成果,忽视研究开发的驱动力,难以提升核心竞争力。

        “现在国有大企业通过垄断有很多钱,有钱买奔驰没有钱搞研发,是不可思议的。各大型国有企业的楼堂馆所都是最漂亮的,说他们没钱搞研究,还让纳税人给钱搞研究,我觉得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技术创新与战略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柳卸林说。

        当然,虽然有一些民营科技企业在创新的过程中“有所斩获”,但与发达国家的企业相比,国内企业在自觉利用专利制度提高竞争能力方面的意识和水平还有较大的差距,专利制度在中国的实施效果及其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率还不够理想。

        在中国加入WTO以后,国外企业对于中国企业的侵权现象尤为关注。这一时期发生的美国思科公司起诉深圳华为公司专利侵权案、日本索尼公司和三洋公司起诉深圳比亚迪公司专利侵权案、美国劲量公司起诉南孚等7家中国电池生产企业专利侵权案等一系列跨国专利大案均表明,专利问题已经成为阻碍中国企业发展壮大的“拦路虎”。

        2007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一份针对中国科技创新的评估报告中指出,中国的研发计划仍主要体现出政府的主导作用,计划设计的“特点是自上而下,采取择优的方式”,“由政府决定计划和设定优先次序,其他利益相关方很少参与”。政府总是优先引进符合其制定的工业发展规划的技术项目,并且对申请企业有严格的标准和审定程序,这种政府主导的单一方式使中国创新的努力依然面临着巨大的阻碍。

        中国政府鼓励将技术转让条款作为技术购买协议的一部分,然而这一举措并没有推动技术的消化吸收以及在本土的进一步创新。

        北京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路风曾在报告中举过中国汽车产业的例子。在20多年前,为了加快发展中国的汽车工业,政府主导一汽、上汽、东风等大型国有企业走上了合资化道路。

        最初的愿望很美好:期待能够从先进的国家引进先进的产品技术,进而实现零部件的国产化,最终达到自主开发的目标。然而时至今日,中国的汽车产业并没有像政府想象的那样从模仿走向创新,反而丢掉了引进前已经拥有的研发基础。

        在全国工商联原保育钧看来,目前的情况下,政府承担了资源配置的角色,具有计划经济的明显特征,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在这种体制下,“往往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而不是干活好的孩子有奶吃。比如国家的4万亿元投资,主要是中央政府投给了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又给了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拿不到项目”。

        另外,在“自上而下”的国家科研规划导向下,由政府部门组织相关专家发布指南,各个研究单位根据指南内容才能进行申报。这就不可避免会出现一个问题:有时即使企业觉得项目再好,但是指南上没有,最终就无法申报,自然也无法得到国家的支持。直接引发的矛盾就是国家研发课题与社会真正需求脱节。

        企业尤其是民营科技企业作为与经济需求直接接触的单元,对于何种研发课题更有助于解决实际问题有着更为直接的认识。因此,当国家发布的研发课题与社会需求相背离时,这些企业就陷于十分尴尬的境地,缺乏资金支持,创新很难持续。

        韩健认为中国缺乏鼓励创新的文化和机制,“(政府)光说鼓励创新不够,要切切实实地让人看到那些创新者得到了比拷贝者高很多的回报,要有成功案例。现在大家看到的是外国人创新得到了很高的回报,看到的是苹果的Designed by Apple in California Assembled in China(加利福尼亚苹果设计,中国组装)背后是创新者得到的高额利润。可是还没有看到几个国内靠原始创新而获得高额回报的案例”。

        保育钧形象地描述了政府在创新体系中应该扮演的角色,“(政府)拿一把米,有本事的鸡敢跑过来就喂,而不是政府养鸡,自己去搞几个项目。千万不能是政府投资,而是要政府去刺激”。

        “将营造高风险、高投入、高回报的创新政策环境作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根本保障,引导企业加大创新资金和人才投入。”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所长穆荣平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如是说。

        柳卸林等人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一书中提到,政府要加快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改革,对现有科技力量布局和科技资源配置进行大调整,促进大多数科研机构向企业化转制,发挥科研机构在科技产业中的骨干作用。同时,允许和鼓励科研机构与大学科技人员通过兼职等形式创办和参与科技型中小企业,国家设立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支持各种所有制形式的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创新,发挥民营科技企业在科技产业化中的重要作用。

        保育钧一直呼吁国家要充分重视和发挥民营科技企业的作用,加大对民营科技企业创新活动的支持,使民营科技企业对国家的科技计划、扶持措施有充分的了解,鼓励更多的民营企业承担国家计划任务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

        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除了依靠自身的技术学习与积累之外,一条重要途径就是加强产学研合作。

        大学和科研机构是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始性创新的重要源泉。确立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就需要企业积极与科研院所和高校展开合作,及时将科研成果转化为技术创新。而这一点跨国医药公司已经有很好的范例。

        新药研发需要多学科相互配合,需要制药企业、科研机构、大学乃至专业的生物技术公司结盟并联合进行投资。目前,几乎所有的跨国医药企业都与其他机构合作结成战略联盟,联合进行新药的技术开发与创新。在这种联盟中,新药研发的主体是各大制药企业,他们以市场为最终目标;研究机构、大学和专业技术公司承担基础研究。这样,基础研究、开发研究和产业化、市场化是紧密连接在一起的。

        柳卸林等人认为,技术开发主要是由企业来实现的,企业把知识和技能转化为生产力、产品、服务、市场和就业,因此企业应当是技术创新的主要执行者。企业通过提供产品和服务而获得自身的利益回报,因此也应该是技术创新的主要投资者。

        为了更好地向技术创新主体的目标转变,在企业内部,也应该加快企业制度改革,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促进技术创新机制的形成。对于国有企业来说,要改变经营者单纯由上级任命的现状,逐步建立和完善企业经营者的市场选择和淘汰机制,建立有效的企业家激励、约束和监督机制,充分发挥企业家在技术创新中的灵魂作用。

        在具体的企业管理层面,也需要作出相应调整。比如说,对生产过程和成本管理的严格控制可能对基于模仿范式的企业运作很适合,但这种控制会扼杀创新所需要的灵感。谢伟指出,适用于低成本大规模生产的人力资源系统也不再适用于负有发展新生产技术和管理系统任务的组织单元,“中国企业必须学会在一个组织内基于任务需求管理不同的人力资源”。■

        (本刊记者吴昊、见习记者唐琳对本文亦有贡献。本文部分参考《从模仿到创新:中国企业面临的关键但不确定的转型》,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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